人社部網站8月16日發布《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加強行政司法聯動保障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的通知》，其中明確，嚴格禁止歧視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依據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不得歧視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服務機構應當遵守相關法律規定，不得以曾經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等為由，拒絕招（聘）用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不得發布含有歧視性內容的招聘信息；除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得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有關規定，擅自非法查詢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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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網格化管理和服務，充分發揮網格長、網格員、誌願者的作用，通過微信、電話等線上方式做好本區域人員底數摸排，建立人員信息台賬，便於做好應急保供和緊急醫療救助等服務，以及督促居民落實居家隔離、健康監測、核酸檢測等工作。要組織選派工作得力的機關幹部進駐小區、守在社區、住在社區，加強小區內巡查檢查，確保居民足不出戶，切斷戶與戶之間傳播。無疫情防控工作任務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要就地轉化為誌願者，全麵參與核酸檢測和社區服務等工作。鼓勵無疫情小區與臨近的中高風險區結對共治，共享好的防控工作經驗，幫助涉疫小區做好社區疫情防控各項措施落實落細，倡導小區居民參加疫情防控誌願活動，為社區抗疫彙聚強大合力。

　　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 藤田高景：國際上有關於流失和被掠奪的文物的國際法律和法規，如1956年生效的《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 ，就明文規定禁止掠奪和轉移文物；1972年生效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也規定，禁止進口被掠奪的文物，並規定了將其歸還原屬國的義務。然而目前世界的現狀是，許多被掠奪的文物並沒有被歸還，仍然滯留在掠奪國，所以條約並沒有有效地發揮作用。

　　孫誌宇能給予的，是籌錢後建立的一些硬件設施。原來的病房裏隻有一張鐵架子床，一排掉了漆的木椅，患者住院要自帶被褥，衛生間是設在走廊盡頭樓梯上的臨時建築，看起來搖搖欲墜。三層樓房沒有電梯，他考慮到臨終的重症患者大都沒有行動能力，就先在病區加裝了一部電梯，又陸續撤掉原來病房裏陪護長椅，換成能夠長期居住的木質陪護床，配備好被褥，換上遮光好一些的卷軸窗簾。政府補貼的一萬元很快用完，他又自掏腰包，給每間病房加裝了電視、路由器、沙發、茶幾、衣架，希望患者能在這裏住得舒服安心。

　　佩洛西執意頂風竄台，被三獲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弗裏德曼炮轟魯莽、危險、不負責任，如果這種極度魯莽、危險、不負責的行徑，如謝淑麗分析所言，反倒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果斷亮劍為中方進一步強化解決台海問題主動權主導權提供了出手契機，那麼在強打“台灣牌”爭取所謂“政壇身後名”的佩洛西那裏，那可就機關算盡賠大發了，因為中方主動權主導權抓得越牢，外部幹預操弄的空間也就越發被壓縮，所以佩洛西在昨天的華府記者會上，要大談美方必須阻撓所謂“台海新常態”。 

　　西藏自治區衛生健康委黨組書記 副主任 譚相東：我們有364萬人，按照1比20的比例，我們28.4萬的核酸能力是夠用的，但是不僅要看理論上的數字，還要考慮西藏是地廣人稀，即便是你有這樣的能力，你要快速部署到也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還重視移動核酸的檢測能力，我們有4萬多管每天移動的檢測能力。同時我們不能僅僅考慮到理論上的數字，我們還要有采樣人員送檢、出報告等等，每一個環節是環環相扣的。同時我們又不能所有的管子都按照1比10，1比20，有的還要1比1，1比3，1比5等等，所以這樣下來我們的能力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缺口。

　　陳香的印象也是如此，從10年前起，村裏的癌症“簡直像感冒一樣流行”，除了母親，她的大哥和丈夫的哥哥也都曾是癌症患者。他們確診時年齡不過四五十歲，但也都是晚期。陳香還記得，最後一次見到“健康”的大哥是在正月一次趕集時，他說自己得了一點小感冒，準備去衛生室拿點藥。一個月後她得知，在石家莊的大醫院裏，大哥“一直沒好的感冒”被確診為胃癌晚期。再過一個月，大哥完全換了個人，化療毀掉了他的好身板和意誌力，他疼得杜冷丁（一種強效鎮痛藥）一針接一針地打，終究沒挨過那個春天。

　　西藏自治區衛生健康委黨組書記 副主任 譚相東：我們有364萬人，按照1比20的比例，我們28.4萬的核酸能力是夠用的，但是不僅要看理論上的數字，還要考慮西藏是地廣人稀，即便是你有這樣的能力，你要快速部署到也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還重視移動核酸的檢測能力，我們有4萬多管每天移動的檢測能力。同時我們不能僅僅考慮到理論上的數字，我們還要有采樣人員送檢、出報告等等，每一個環節是環環相扣的。同時我們又不能所有的管子都按照1比10，1比20，有的還要1比1，1比3，1比5等等，所以這樣下來我們的能力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缺口。